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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隆庆五年(1571年),明藩王楚恭王死于湖北武昌,留下遗腹孪生子朱华奎、朱华壁。明神宗万历八年(1580年),封朱华奎楚王,朱华壁宣化王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楚宗人朱华越上告朝廷,谓朱华奎、朱华壁皆非楚恭王子。内阁阁臣沈一贯因得朱华奎重贿,令通政使沈子木截留朱华越的上书,并指示朱华奎抢先弹劾朱华越,神宗指示下礼部处理。朱华越闻讯入京,告发此事,并请楚王宗室二十九人联名。

    沈子木惧之,于是命令朱华越将原疏日期变换后奏上。东林党人礼部尚书郭正域力主查勘虚实,并希望以此为由逐走沈一贯;沈一贯则以“宫闹暧昧”、“年月久远”、“事体重大”为由,从中作梗,极力偏袒楚王,以打击东林党势力。

    此后,沈一贯令给事中杨应文、钱梦皋、御史康丕扬等相继弹劾郭正域,而郭正域则以沈一贯指使沈子木匿疏不上、阻止查勘和楚王行贿等事上疏争辩。最后,明神宗无法查明真相,只得罢此事不问,郭正域罢职,朱华越以诬告罪降为庶人,禁锢凤阳。党争以沈一贯的全面胜利告终。

    万历年间的“伪楚王”,“妖书”,“劫杠”三案

    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(公元1603年)三月,楚王宗人、辅国中尉朱华越,向朝廷递上奏疏,指控27年前袭爵楚王的朱华奎,实为王太妃之兄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,不应当让他“乱宗”、继续为王。由而触发了两派朝臣明争暗斗的轩然大波。

    奏疏首先送到通政司。首辅沈一贯因经常收到朱华奎所送重礼,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,把奏疏压了下来。不久,朱华奎陈诉朱华越“强悍无礼”的劾疏就送到了北京。

    同年四月,觊觎王位的朱华越,邀集了29个宗人,联名写出奏章,亲自携带进京,要上控朱华奎行贿和通政司积压他的前疏。沈子木获知后,慌忙找到华越,求他把原奏时间改为近日,上呈皇帝。得旨:发交礼部处理。

    朱华奎的身份问题,在宗室处心积虑、争夺权位的情况下,早有人进行过攻讦。原来,楚恭王朱英佥,生前患有痼疾,死于隆庆五年(1571)。宫人生下遗腹子华奎、华壁弟兄,由王府内监郭纶照料。当确定袭爵的时候,府内仪宾(郡主之夫婿)汪若泉曾奏称,华奎弟兄并非恭王所生。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,华奎因而得袭王爵。

    旧案重翻,礼部右侍郎郭正域,主张公开进行勘问。然而,沈一贯以“亲王不当勘,但宜体访(进行调查)”,加以反对。郭氏认为,事关宗室真伪,不通过直接讯问,怎么能秉公作出决断?依旧坚持己意。朱华奎知道这件事后,马上给郭正域送来黄金百两,表示只要不公开查问,他将继续送上白银万两,但被郭氏拒绝了。

    案件发到湖广,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,对王府有关员役70多名且加以刑讯,都未获得能够证明华奎不是恭王所生的证据。只有朱华越的妻子、即王如言的女儿,依旧一口咬定朱华奎是“伪王”。

    地方把勘问结果申报入朝,皇帝命各部院大臣,会同有关官员37人,进行覆查。他们在西阙门集会合议,各抒己见,书面送交礼部。郭正域主张把不同意见全部上奏,但礼部左侍郎、署尚书事的李廷机,坚持“先撮其要以上”。沈一贯抓住这个空子,唆使巡城御史康丕扬,疏劾“礼部壅阏群议,不以实闻”。郭正域稍后也揭发了沈氏接受楚王重贿、“匿疏阻勘”的行为。

    沈一贯恨透了郭正域。朱华奎接着上疏说,郭氏乃湖广人,和他有仇怨。华越进京,就住在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家中,正位为之出谋划策。在沈一贯指使下,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“陷害宗藩”,另一给事中杨应文则诬陷郭氏之父曾被楚恭王笞责,所以挟嫌报复。郭正域上疏辩解,皇帝没有理会,因而愤然提出辞官。

    皇帝最后认为,华越夫妇“夫讦妻谮,不足凭据”,因而把他降为庶人,禁锢于凤阳;附和他的宗人朱蕴钫等多人,或罚减俸禄,或革爵幽禁;王府两名仪宾则永远戍边充军。具有复杂内涵的“伪楚王”案,才宣告收场。

    朱华越等受处理的上一个月,即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,北京城内,四处流传着全文300余言的传单,题名《续忧危弦议》。文内虚构郑福成与人问答。大意是皇帝立太子朱常洛(按即日后的明光宗),出于不得已。将来一定会另立太子,这从拜朱赓为大学士一事便可看出。赓者,更也。就是暗示太子定要更换的意思。更有人牵强附会,指称“郑福成”乃暗示:最受宠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,一定会成为太子。这份传单,当时被称为“妖书”。